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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地区植棉历史，从现有资料查明，始于宋末、元初。到了明代，德州成为著名的产棉区。《夏津县志》载：1391年，全县人均植棉2亩5毫。因此，素有“银夏津”之称。189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提倡“棉铁救国，挽回利权”，开始创办机器纺织厂，出口棉花，引进美棉种子。1911年农工商部调查统计，夏津、恩县、武城、商河、乐陵等县植棉10万余亩，总产籽棉750多万公斤。
民国初期，随着纺织机械工业的兴盛，植棉业迅速发展。1914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季直，以农商部名义，颁布《植棉奖励条例》，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见《农商公报》5期）。德州地区县县种棉，总面积150万亩左右。以夏津、恩县、临邑种植为多。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大肆掠夺棉花资源，霸占棉花市场，凡他们势力所到之处，任何棉花商人不得收买。如商河县城就有“大通”、“黎明”、“久记”等花行。1934年，在商河城开办美棉合作社和棉花加工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成立贸易公司，组织恢复发展棉花生产，收购棉花、土布，支援战争。
1949年建国后，德州地区的棉花生产经历了发展、徘徊、发展的曲折道路。
1950～1952年是德州地区棉花生产恢复发展较快的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对棉粮比价的政策，规定棉粮比价为1:9（即每斤7～3寸中级皮棉换小米9斤）。1951～1952年连续两年棉花生产大发展。1952年比1949年的棉田面积增加近100万亩，总产增长速度为119%。1953～1957年，棉花种植面积和皮棉总产量均处于高峰期。这时期全区植棉面积达到270万亩以上，总产量达5000万公斤，棉花交售量在4300万至4900万公斤。棉花单产从1954～1957年连续4年比全省平均单产高3.6～6.3斤。1957年比1952年增长17.1%，比1949年增长1.34倍。
1958～1978年，这20年是本区棉花生产的徘徊期。在这一时期内，棉田面积一般平均200万亩左右，最多的1964年245.2万亩，比1955年少31.4万亩，最少的1962年152万亩，比1949年还少4.1万亩。总产量最高的1970年4815.35万公斤，最少的只有250万公斤，一般年份2000～4000万公斤。单产皮棉最高的1970年每亩12.5公斤，最少的1961年亩产只有1.5公斤。20年来徘徊的主要原因是“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其次是自然灾害。
1978年以后，落实了农村的经济政策，调整了棉花价格。1979年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棉花生产会议，并作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德州行署以德行发〔1980〕1号文件《关于发展棉花生产的若干政策规定》和《关于1980年坚决完成皮棉百万担的决定》发到县、社。1981年3月德州行署又下达《关于发展棉花生产的若干规定》，重申继续执行1980年棉花收购价格政策和完成包购任务后，超额部分加价30%的政策不变。实行粮棉挂勾政策，包购基数以内一斤皮棉奖售1公斤化肥，包购基数以外超交0.5公斤皮棉奖售1公斤粮食。1983年德州行署又下达了《关于棉花若干政策及兑现办法的规定》，以1983年新棉上市起，按实际交售量的30%以牌价收购，70%加价收购（按牌价30%），强调随收购、随加价、随结算，当场兑现。到1984年全区播种面积达到491.67万亩，比1978年增加2倍，总产达43743万公斤，单产达到89公斤，居全省第一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年向国家交售棉花152500万公斤，是前30年向国家交售总和的1.9倍。
上世纪八十年代，棉花带动经济发展趋势愈发明显，在德州乡镇随处可见老棉农们把供销社院内院外挤个水泄不通，刚卖棉花后的农民迫不及待来到集市，把花式繁多的棉织品买回家，种棉大户还能搬回家一两件家用电器，村内也开始出现一砖到顶的砖房，德州人因为善种棉花开启了新生活。1984年，仅夏津县植棉就达到51.5万亩，亩产皮棉92.5公斤，总产皮棉47650吨，居全国第二位，人均销售量列全国第一位。上世纪90年代，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夏津县视察棉花生产。2004年全县植棉65万亩，亩产皮棉94公斤，总产皮棉60900吨，创夏津植棉历史最高记录，列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第五位。
1998年国家放开棉花经营后，受价格人工等因素影响，德州棉花种植开始下滑。2008年是一个重要节点，从那以后，德州以至山东的棉花种植面积连续5年下滑。到2015年，德州棉花种植量从290余万亩减至今年的4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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