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中国慈善法通过，如今时间已经过去7年。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中国慈善正朝着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可持续发展。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些大的方向都为互联网公益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有别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三次分配奉行“道德原则”，依靠的是“精神力量”，并获得“精神升华”。人的快乐，并不只是利己的，付出也会使自己快乐。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最高层级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有些人的自我实现是凌驾于他人之上，而高尚的人的自我实现是帮助人，从帮助他人中获得发自内心的快乐。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从个体善心到实际善行之间，还存在一个转化过程，过高的成本往往阻碍了这个转化过程。这也成为中国慈善发展的一个困境，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正在飞速地解决这个困境。
慈善法通过的这八年，也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与各行各业融合加深的八年。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创新、移动互联、数实融合等发展趋势，互联网平台深入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借助这个优势，互联网平台拓展了慈善参与渠道，推动了公益与用户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度结合，降低了行善成本，减小了参与门槛。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最擅长于吸纳微小的机制。长尾效应（The Long Tail）指在商品零售领域，只要存储和流通的能力足够充分，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能跟那些热销产品市场份额相当甚至更高。长尾效应是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及壮大的内在逻辑基础，把那些传统公益中无法打捞的、数量巨大的善意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起来，其规模甚至超过传统慈善所能达到的筹款、参与、形式水平。
互联网公益，不仅降低了公益的门槛，也不断带来新动能，让公益变得更有趣。多元化的场景也给公益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体验，极大扩展了公益的边界。
现在，“人人可公益，处处皆公益”的互联网公益场景已经全面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企业配捐、虚拟游戏捐等多元性和趣味性创新方式大量涌现，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活跃度。
去年99公益日首次推出全民共创的公益交互机制，即将上线“一花一梦想”新玩法。参与者可以捐出小红花，“票选”支持自己心仪的慈善项目。当筹集小红花达到规定数量后，腾讯基金会联合业内合作伙伴，筛选合适的公益机构执行，并向用户反馈进展。在这种模式下，“支持1000名乡村儿童去博物馆”“守护10000名乡村儿童心理健康”“为10000名乡村老人提供免费听力筛查”等项目成功实施。
参与性与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玩法，不仅实施了具体的慈善项目，而且，用户不再只是一个捐赠人，更是一个产品经理，一个策划者，这引导用户更多关注社会议题让更多的人充分地参与进来。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为公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培训，就业，全环节的互联网公益，如今正在帮助残疾人自强自立。去年3月，网易有道旗下的在线职业教育平台网易云课堂联合微软公司，共同发起教育助残公益行动“微光计划”，向全社会8500万残障人士免费提供包含插画师、配音师、数据分析师、行政专员、网络管理员等12个岗位所需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从更大的层面看，互联网公益平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向扶贫和基层倾斜，从线上下沉县域乡村，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地的公益诉求，成为乡村振兴数字化助手。目前，互联网公益几乎覆盖扶贫济困、教育助学、疾病救助、救灾救援、生态环保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
当下，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在参与人数、公益交互方式、公益杠杆作用上已经领先全球，成为全球互联网公益慈善的中国样本。
“中国样本”的形成发展并非偶然的产物，而是经济、技术、治理、文化四大支柱共同支撑、相互促进的时代产物。经济基础为支柱，文化氛围为底蕴，好的治理进行顶层设计，技术发挥链接作用，联结起善心与场景。当下，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深刻重塑中国传统公益慈善发展逻辑与方式，打造塑造全民公益发展新路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公益样本价值。
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莫过于爱在循环，善良被传递。被帮助者强大后变为了新的帮助者，每一次的传递都会温暖他人。善行汇聚在一起，就能让社会中充满更多的爱、同理心、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