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我们都享受过‘和平红利’，但欧洲正步入一个更黑暗的时代。”3月23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了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这句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19日也在公报中表示：“（欧洲的）‘和平红利’时代早已过去，我们依赖的安全架构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欧洲已准备好加紧行动。”当下，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跨大西洋联盟的防务合作裂痕扩大，在欧盟决心用8000亿欧元实现“重新武装”的同时，各国也在探讨如何对财政优先事项进行重新排序，并对“和平红利”的高昂代价展开深刻反思。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有的表示“和平红利”时代终结给欧洲社会福利、产业投资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有的表示，这也许会推动欧洲国家做出改变。
3月1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名为“2030准备就绪”的国防白皮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公报中说：“‘和平红利’的时代早已过去。”（图源：欧盟委员会官网）
“美国给了欧洲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欧洲痛苦告别‘和平红利’。”德国《证交所日报》3月20日报道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为欧洲“提供军事保护”，包括在北约的框架下，在欧洲各国建设军事基地、派遣作战人员、组织军事演习、部署武器装备等。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种战后“和平红利”使得欧洲国家几十年来每年可以在国防预算上共计节省数千亿欧元，并为其他财政优先事项，如医疗、住房和教育等，释放大量资源。
以法国为例，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53年，法国的军费开支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6%。此后的30余年里，这一比例逐步下降，并最终稳定在3%左右。冷战结束后，法国国防预算持续削减，并在2018年达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占GDP的1.84%。《巴黎人报》评论称：“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给了欧洲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人们误以为战争已成过去。”随后，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让情况发生逆转。
那么，这些“和平红利”被用在哪些地方了呢？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和平红利”让欧洲释放出经济资源用于私人投资，并使政府能增加对社会福利和金融安全网的支持。据《巴黎人报》报道，法国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建立和扩展福利国家，包括降低退休年龄（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65岁降至2010年以前的60岁）、缩短工作时间（每周35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2000年被写入法律）、扩大医疗保障（法国医疗支出患者自付比例逐步降至全球最低，仅为7%）等。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丹麦从1994年至2022年将用于医疗保健的资金翻了一番，英国的这一支出也增加了 90%以上。在同一时期，波兰的文化和娱乐项目资金翻了一番还多，捷克则增加了教育预算。
“我们的这一代人将不再享受‘和平红利’。”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5日在电视讲话中这样表示。《金融时报》刊文称，随着美国威胁削减对欧洲的支持，欧洲“正面临严酷清算”，“‘和平红利’带来的代价十分高昂”。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为解决现有财政赤字问题，到2029年，法国政府必须通过削减开支或增加收入实现1000亿欧元的“整改措施”，这还是在不考虑“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的情况下。而法国的国防预算计划从2025年的500亿欧元提升至2030年的670亿欧元，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近日甚至提到了“每年约100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目标。
而在德国，3月18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一项财政方案，将设立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以贷款形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保护措施。此外，国防、民防、情报部门和网络安全的支出将不再受债务上限的限制。其中，仅国防预算就将额外获得10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据《金融时报》的估算，如果欧洲国家真的要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占GDP的3.5%甚至更高，这将要求欧盟成员国每年额外拨款3870亿美元用于国防。而单独英国的额外支出将为每年350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该国每年在住房和地方设施方面的总支出金额。
法德重新审视预算优先事项
如何为上述的巨额国防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仍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应该在炮弹还是医院、坦克还是教师、火箭还是道路上花费更多？又该如何支付：提高税收还是贷更多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纽约时报》提出了这样一系列问题。
“重整军备迫使法国重新审视其预算优先事项。”《世界报》报道称，法国正在考虑采用“零基预算”方法，即每年制定预算时从零开始，重新审视每一笔支出，而非沿用之前的预算方案。相关官员强调：“我们现在要问自己：在2025年、2026年，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投资欧洲本土国防工业目前显然拥有更高优先级。欧盟国防和航天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柳斯表示：“强大的欧洲国防工业是欧洲安全的先决条件……这样不仅可以确保我们能做好作战准备，还可以加强我们的工业基础。”由于欧洲的军备能力短期内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新订单，有欧洲专家建议，可以通过“空闲的工业产能”，例如汽车工业，来满足额外的军工需求。
据《巴黎人报》报道，除了国家军事安全，法国还面临着“一大堆必须解决的开支问题”，包括建设新的核电站、交通与供暖的去碳化、退休人口增加与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医疗费用上涨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可能是首当其冲的削减开支领域。德-蒙夏林称，她重启了15项“支出审查”工作，涉及学徒补贴、国家雇员的病假和就业支持等总计4000亿欧元的年度支出。法国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梅拉妮·若德尔直言：“我们再也无法负担一个过于慷慨的系统。”
不过，削减社会保障也会带来后果。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和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分析称，在接受政府健康相关的通用信贷的人中，有一半的人要么无法给家里供暖，要么拖欠账单，要么存在粮食安全问题。报告认为，领取政府福利的人群已经面临所有人口中最高的物质匮乏率，削减福利将使社会中一些最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气候保护方面的支出承诺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遵守。奥地利《标准报》本月早些时候报道称，冯德莱恩宣布放宽对汽车制造商的严格排放标准，此举刚好与“重新武装欧洲”在同一周启动。报道认为，欧洲转向所谓“战争经济”的同时，气候保护似乎成了“输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国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中，也包括1000亿欧元的气候保护支出。有欧洲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会推动德国经济以及整个欧洲朝着“高科技领域和有效的绿色转型”发展。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警告称，国防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健康问题无法被完全拆分开，尤其气候变化正构成重大安全风险，高昂的能源成本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德国、中东欧国家或受影响最大？
债务压力是欧洲多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报道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关公共债务的标准规定，一个国家的总债务不应超过其GDP的60％。去年，德国的债务率约为63%，处于欧洲国家中的较低水平。相比之下，法国债务率已经达到115%，意大利接近140%，西班牙刚刚超过100%。德国财政部去年估计，未来10年该国的债务率将上升33个百分点。
在对民众征税方面，尽管马克龙称，法国大幅的国防开支增长必须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进行，总理贝鲁也表示不能放弃法国的“社会模式”，但法国民众普遍对此提出质疑和困惑。《环球时报》驻法国记者也能够观察到，尽管从政界到学界，对于法国社会模式的再思考已经启动，但各方说辞都显得十分隐晦。法国《观点》杂志报道称，现在法国内部的讨论就像一个“点子市集”——有人建议动用法国人的储蓄，也有人提出再进行一次高昂的国债发行，甚至有人提出要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还有人主张借助私人资本。所有这些想法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真相：没人愿意去触及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社会开支必须削减。
《观点》杂志称，如果想避免削减社会开支，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延长工作时间，现在法国每年平均比经合组织（OCDE）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少工作100个小时。法国养老金指导委员会主席吉尔贝·塞特表示，在当前的背景下，“应该尽快提高退休年龄”，但该言论引发了工会的强烈抗议。
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重新武装与恢复对公共财政的控制可以兼容，但前提是要建立一个符合21世纪需求的全新高效的模式。”文章分析称，法国的“重新武装”要想具有可信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建立稳定而持久的融资基础，这只能通过将福利国家的支出（约占GDP的1/3）转向国防来实现；其次是将军备重整与经济社会模式重建结合起来，优先发展生产、工作、投资与创新，恢复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并重新调整其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关系。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不得不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相应地会压缩维持社会福利、经济稳定所需的相关支出，以及减少对未来产业的投资，这意味着“和平红利”时代终结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
在欧洲内部，哪些国家受到“和平红利”消失的影响会更大呢？董一凡认为，德国受影响最大。过去，欧洲的“和平红利”为德国带来利好市场、较低能源成本和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些都支撑着德国制造业的优势。如果失去“和平红利”，德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都将受到影响，加之德国经济衰退，通胀和制造业成本增加，其受到的冲击很可能会更高于其他欧洲国家。
与此同时，依托于德国产业链上的中东欧国家也会受到波及。董一凡表示：“中东欧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放缓等问题。此外，中东欧国家毗邻俄乌冲突战区，导致国家安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中东欧国家遭遇难民、投资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冲击也非常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升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 “和平红利”的消失也可以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待。比如，它给德国带来整个国家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当下德国放宽“债务刹车”限制并设立数千亿欧元的特别基金，这很有可能激活德国自二战后受到较大限制的军工产业，并能在短期内刺激德国经济走出停滞困境。此外，“和平红利”时代结束也意味着欧洲过去80年来处于相对和平富足的时代的结束，这将从实质上推进欧洲防务自主、战略自主进程，欧洲人的忧患意识也可能变得更强。
